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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感诱导打赏纠纷的裁判，重点不在于“情感诱导”这一概念本身，而在于合同效力的规范评价。笔者认为，用户与主播之间在网络平台层面成立双务、有偿的服务合同，给付不限于金钱，进入直播间本身即可为主播和平台带来流量利益；对打赏行为效力的判断，应当回归民法典关于法律行为效力的规定，审慎认定欺诈、重大误解、显失公平与公序良俗，克制司法层面家长主义的冲动。

　　一、打赏成立双务、有偿的服务合同

　　在用户通过网络平台向主播进行打赏的场景下，用户与主播之间存在独立的法律关系，这一关系构成双务、有偿的服务合同，这与当前司法实践将直播打赏作为网络服务合同项下消费行为的主流立场相契合。针对“观看直播无须打赏、支付打赏并非观看直播对待给付”的质疑，应当看到，在直播场景下，用户进入直播间本身就会给主播和平台带来流量利益，故此处给付不必表现为金钱给付，流量给付所带来的利益同样构成对待给付。

　　二、效力评价应回归民法典规范

　　“情感诱导”并非准确的法律规范用语，而是生活用语、媒体用语。评价此类行为的效力，不能围绕“是否构成情感诱导”展开，而应回归民法典关于法律行为和合同效力的规定。民法典否定合同效力主要基于两方面因素：一是意思表示存在瑕疵；二是合同内容不妥当，如显失公平、违背公序良俗等。与情感诱导可能发生关联的效力规范，主要包括重大误解、欺诈、显失公平和公序良俗，但在直播打赏场景下，上述规范的适用均有较高门槛，须审慎认定。

　　就欺诈而言，其构成要件包括行为人故意实施欺骗行为、欺骗行为具有不法性、相对人因欺骗陷入错误认识并据此缔结合同。主播在表演中营造虚假人设或者隐瞒真实信息，并不当然构成欺诈：直播本身是一种带有表演服务性质的活动，表演并不等于呈现真实，打赏人购买的正是情绪价值——好比购买电影票观看电影，不能因电影内容不真实而要求退票。主播为迎合用户需求刻意塑造人设、提供情感抚慰或者不真实信息，只要构成直播场景下的表演行为，即不应认为该行为当然具有不法性；同时，用户作为理性人应当具备辨别能力，知道主播所表演者并非事实。据此，对“因错误认识缔结合同”的效力认定也应审慎把握。

　　就重大误解而言，主播为促使用户消费可能迎合其情感需求，用户可能因此而陷入错误认识，如误以为自己是主播青睐的类型、误信主播单身而打赏等。但民法上重大误解的构成原则上限于意思表示的不一致，上述错误多属动机层面的错误，而动机错误原则上不导致行为撤销。

　　此外，一条尚未引起足够关注的效力评价路径是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一条的显失公平规则。打赏既然是双务、有偿合同，即存在对待给付是否显著失衡的问题，出现极其巨额打赏时，存在适用显失公平规则的空间。但是，对于主张显失公平撤销打赏行为，同样应审慎对待。该条虽以“等”字兜底，从比较法上看还可包括利用情感依赖而订立合同等情形，但这种依赖须达到严重程度，且一方利用该依赖实施情感操纵，致对方无法作出理性决策，并在此基础上存在客观的显著失衡——打赏金额与所获服务明显不对等，要件同时具备方构成显失公平。

　　就公序良俗而言，当前司法实践对其理解存在泛化倾向。直播内容有时不够高雅甚至流于庸俗，但公序良俗的功能在于恪守底线道德，而非维护高雅品位；弘扬高雅文化、传播正能量属于价值倡导层面的要求，不宜简单借助公序良俗条款实现。

　　三、审慎否定成年人自主打赏的效力

　　总体而言，在直播平台打赏场景下，认定构成民法典上的意思表示瑕疵或者违背公序良俗，法院应当保持谨慎。当然，例外可能性依然存在：当主播明确向用户表示“只要打赏就建立恋爱关系或者发生不正当关系”时，可能构成欺诈，甚至因违背公序良俗而构成不法给付；但此类情形在正常的观看表演打赏中很难出现，更多发生于线下用户与特定主播建立直接私人联系的场景。

　　从司法实践看，涉及打赏效力的争议，很多并非打赏行为本身的效力问题，而是源于一方处分夫妻共同财产、未成年人参与打赏或者借打赏维持不正当关系等情形，此类场景下行为效力才会受到质疑。除此之外，成年人以自己的财产打赏、事后主张无效要求返还的，司法机关应当保持谨慎，克制家长主义的冲动。对此类案件急于救济，可能适得其反，助长更多非理性行为；若个人无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不仅无法塑造理性人格，还会催生不负责任的依赖心理。在少数确实构成效力瑕疵的情形下，由于用户、平台、主播之间两两成立三个合同关系，被撤销的仅是主播与用户之间的网络服务合同，在不涉及第三人的场景下，返还义务人为主播；涉及处分夫妻共同财产或者违背公序良俗的，返还关系则更为复杂。